近期，一则消息对中医界来说，可谓是振奋人心。据财联社5月13日消息，我国科学家在中药千金藤中发现千金藤素能够有效抑制冠状病毒的复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许多国家的科学家也纷纷证实了这个发现。
据史料记载，千金藤的功效和应用，早在李时珍时代，或更久远的时代就已被发掘，并运用。如今算得上是老药新用。这也又一次向世人证实了中医对我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
中医，作为在中国大陆千年不息的医学体系，却在近代短短百年时间内一蹶不振。直到此次疫情的爆发，中医才再一次展露锋芒，以近乎无后遗症治愈患者的结果问鼎医学界。据两次参与疫情的当代中医界泰斗张伯礼称，“新冠的治愈者不用太焦虑，绝大部分治愈患者一般沒有后遗症；有也会很快恢复。”
然而，当疫情受到控制时，中医又回到了“冷板凳”，或当未来某一天疫情结束后，中医或可能再一次淡出人们的视野，中医大夫或又可能回到默默背负骂名，享受极其短缺的医疗、研究、人才等资源的困境，直到再一次被需要。
除此之外，在当代社会还存在一种极其奇怪的现象，当西医没有治愈患者，最终患者因病亡故，大家都能理解，还会找借口帮西医开脱，但当这一切发生在中医界，那后果可想而知。回想中医在中国大陆传承的千年历程，从被世人追捧到逐渐淡漠，再到被诟病嫌弃，这一切是何其的悲哀。
现代社会，究竟是什么束缚了中医发展的步伐，又是什么造就了中医如今的窘境呢？
陷入西医标准框架，局限发展无法自拔
任何成体系学科都有着自己的一套标准化模式，西医有，中医同样也有，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下，它们都各自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标准而已。
在人类历史早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医学常常以哲学的形式出现，所谓的医学理论都是人通过对自身身体认识和理解所集合而成。伴随着人的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医学得到长足发展。
从本质上来看，医学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后创造并服务于人的一门学科，其理论框架自然与人的思想框架同源同宗。东西方不同的思想框架从根本上造就了中西医不同的理论框架和发展道路，自然也衍生出各自不同的标准。
西医是以“还原论”为基点，在研究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现象的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高度标准化、专业化的医学体系。西医有着严格的标准，每一个诊疗过程都必须按着W-H流程来，缺少任何一个流程都不行。
相比西医严格的标准化模式，传统中医总是显得那么“随意”。传统中医是以“整体观”为核心思想，通过研究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现象发展出来的医学体系。其标准化程度不像西医那么“死板”，而中医的标准是因病制宜，需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
但是，伴随着近代以来西方的“暴力破门”、自身国力的积弱、国人的自我怀疑，使得“洋”思想和“洋医”大张旗鼓地在东方大地传道，西医以一些短期有效的治疗案例迅速取得优势地位，东西方之间在医学上的争斗也正式展开。此时的中医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国家危难，许多人被迫选择弃医救国，鲁迅、孙中山就在其列。
之后，西方更多披着科学外衣的标准化、实证化思想到访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迫使中医要想在当代社会中继续存留，必须接受西方标准的衡量，将自身拆解并匹配到西医的标准化框架中，达到所谓的“中西结合”。强制要求中医考取西医体系中的医师资格证就是最好的例子。
正如前面所说，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它们本身就有着属于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往往只适合它本身。因此，中医想要突破窘境，就必须摆脱西医标准的强制，找回属于自身的标准。
短期治疗手段遗失，治疗周期优势全无
对于医学来说，是否具有有效的治愈手段是衡量医术高超与否的标准，也是决定该医学体系是否存在合理与否的根本。在能治愈的前提下，治疗时间则成为衡量医术和医学体系合理性的第二指标，毕竟没有病人愿意一直承受病痛折磨。
老百姓常说，“中医治起来慢，西医治起来快。”但是，从事实来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有着自身的治疗方法和治疗周期，治疗方法往往决定了治疗周期的长短。西医有实现短期有效治疗的方法和手段，中医同样也有。
以最常见的隔食（指饮食难以下膈入于胃肠）引起的发烧为例，西医的治疗方法无外乎就是吃退烧药、打针、打吊瓶等等，虽然能够马上退烧，但只要粘在胃粘膜上的食物一直没有顺着消化道被消化，发烧情况就会一直反复，如果病人消化能力很弱，治疗周期可能会需要几天，甚至几周。
中医则不同，中医对于隔食引起的发烧，可以用手按摩背上对应的穴位，加快消化器官蠕动，促进快速消食，全程不过十多分钟；或者吃鸡内金粉末来消食，且不会对身体有任何副作用。
由此可见，中医也有着相对于西医来说治疗周期更短、治疗结果更有效的治疗手段。然而，现实中的人们普遍认为中医治疗周期长，一方面是中医短期有效的治疗手段在传承中逐渐失传，治疗周期也在治疗手段失传的过程中优势全无；另一方面是为保证病人其他健康器官不会因为治疗而受到损伤，中医在治疗和用药上都必须细致入微。这一切归根到底是传承遗失，其本身的标准过于严苛。
就拿传承来说，中医区别于西医最大的一点在于中医的传承更加困难。中医的传承不像西医那么简单，几千年的医学沉淀岂能通过短短5年本科、3年硕士、4年博士就能学完。
在中医的庞大系统中，仅仅最基础的药理就不是十年内能够掌握的。俗话说，十年辨药，只为一朝用药。据记载，截止新中国成立，目前中药大辞典收录的中药种类多达种，其中植物类药种。而如今日常大约能用到种，一个临床中医师用药种左右，能够运用得比较熟练的大约种左右。
除了药理，中医体系中还蕴含着许多技法，针灸的针法、灸法，按摩、正骨的手法等等，以及与这些技法相匹配的繁杂的经脉系统。然而，如今能够熟练掌握经脉系统和各种技法的人屈指可数。可见，在中医的传承中，我们缺失了多少珍贵的宝藏。
也正是这些传承的缺失，使得中医在发展中逐渐边缘化，甚至隐隐走向被人忽视的境地。因此，想要摆脱这样的困境，还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地从历史中找寻、收集、整理老祖宗们残存的财富，并将之与现代手段相结合，让中医重现辉煌。
人才培养周期过长，有方无药困局难破
相比前面两个困境，人和药才是中医面临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困局。对于医学来说，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医生与药物都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我国中医大学和中医专业数量庞大，但是，中医的人才储备依旧情况不容乐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调查数据曾显示，我国中医人数逐年递减，民国时期，中医人数80万左右；到了建国时期，仅有30万人；截止年，全国中医人数只有27万人，而这之中能够真正使用中医技术给人看病的仅仅几万人。无人继承、学艺不精、一知半解是当前中医所面临的人才现状。
前面也介绍过，中医与西医不同，要培养一名真正能够出世的中医人才，需要的周期很长，往往在10年，甚至20年以上。因为，中医是一个庞大而又浑然一体的医学体系，单单了解其中一个分支并不能真正掌握中医技术，更不能出世治疗。
中医在治愈病患时，必须根据病患的现实情况，结合自身深厚的医疗经验，选择合适的医疗方法，给出精细到“钱（过去的称量单位）”的用药剂量，才能在不造成任何后遗症的情况下治愈病患，这是中医对生命的尊重和负责。
同时，中医是一个依靠经验积累的学科，其学习是一个一直在不断求证、实践、再求证、再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许多方面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负责，前人的经验往往不能直接使用，必须经过自身求证、确认有效后才能使用。这也是我们常常看见老中医们以身试药的由来。
这正是中医人才培养周期过长的原因所在。然而，除了人才，中药问题也局限了中医的发展。
众所周知，中药与西药不同，中药更多地是动植物的本体或部分组织，而且中药在用药过程中还有年份、产地、是否野生的要求。然而，如今的自然界，由于受到工业化侵袭严重和农药的滥用，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自然和谐严重失衡，部分作为中药的动植物成为被保护的物种，还有部分甚至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
同时，如今大部分中医药几乎来自国外培育，而不再是本土药材，其药性、药效与本土药材具有极大的差异，甚至远低于本土药材，“有药”而无法治病的原因正是如此。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医就是有通天的技术也难为无米之炊。
虽然，人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止步，禁止滥用农药，开启生态保卫战，企图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同时，为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和保障中药种类，建立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基地和中药养殖培育基地。
但是，这一切的措施仅仅只能缓解，并不能有效解决中医在中药方面的困境。因为，中医药方之中所包含的许多中药可能等不到人们的保护了。面对中医的这些窘境，想想如何破局才是关键。
随着中医一次又一次在疫情中大显身手，我相信，伴随着针对疫情治疗的深入，人们将对中医有一个新的认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医将重新焕发往日荣光，扛起世界医学界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