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在中医里很久以前就有文字记载，中医对肿瘤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殷商甲骨文“瘤”字的出现。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已有筋瘤、肠瘤、昔瘤(指长时间形成的肿瘤)等的描述。《周礼·天官》则记载了周代“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的治疗，这些都是指现在的癌。
有关于癌这个字，其实最早出现在宋朝时期。
杨士瀛第一次在《仁斋指直方》中描述癌症：
“癌者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穿孔透里。”
这里虽然没有直观地描述癌症的症状究竟是什么样的，但也表明癌症如同岩石一样，深藏于体内，医生根本难以发觉。
同时对各种癌有不同的命名，以中国古代各个医学书籍中对不同部位的癌症称呼为例，《难经·论五脏疾病》中就将肺癌称为“肺积”；《金匮要略》则将胃癌称为“噎膈”；而《圣济总录》将肝癌称为“积气”等等。还有“肠蕈”指肠癌，“石瘿”指甲状腺癌，“石瘕”指子宫癌，“乳岩”指乳癌，“失荣”指淋巴结癌等等。
而古医对癌的病因、病机有惊人一致的观点，就是～积聚。积聚是指因淤堵不通导致有害病理物质堆积日久，形成的有型之物。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寒痰湿，痰者流注四肢百骸，哪里气机阻滞则停留那里，堵久则淤，加之阳虚体质能量不足，寒盛则凝。三因夹杂则形成了有型之物，如未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日久发为恶性肿瘤。
肿瘤对中医看来只是慢性疾病，奈何因肿瘤消耗能量太大，严重损耗人体之正气，正气益损，邪气益盛，这就是癌症要命的最主要原因。
明代张景岳指出，凡积聚之治，不过四法，曰攻，曰消，曰散，曰补。治积之要，在知攻补之宜，当于孰缓孰急中辨之。是指四法得根据实际情况辨证应用，不可硬攻，也不能只补不攻……结合当今癌症分期，能在初期发现的少之又少，中晚期发现的比较多，而发现后第一时间选择中医治疗的更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病人都是选择西医的手术、化疗、放疗后没有达到效果了才想用中医搏一搏，此时病人经一切二化三放后元气大伤，形消骨脱，中医切忌滥用攻、消、散法，非用不可必须结合补虚扶正法，不然犹如堤坝缺堤、一泻千里，回天乏术。
古人治癌喜用毒，名曰以毒攻毒，从磠砂、星石、蟾蜍、全蝎到干漆、牵牛、南星、半夏等配合散结类如三棱、莪术、角刺、红花、五灵脂等等。
本人认为癌症就是虚损证，而且以日递增的虚损证，直至消耗完人体的正气则为终结期。所以不论治疗任何阶段的癌症，扶正永远都是第一位。试想一个三餐不饱的人如何抵抗身强力壮的敌人？唯有自身强大才有战胜敌人的可能性，正气强一份邪气就弱一份，当正气足够强时，邪气自然步步后退。
是不是扶正就完事了？当然不是，当人体患上肿瘤时，肿瘤已经跟人体融为一体，在投喂补药时肿瘤同样也在吸收，而肿瘤尤喜蛋白类物质，切不可随意使用高蛋白类物质提高能量，会得不偿失。扶正后跟敌人实力相当了，祛邪的药选择很重要，让敌人畏惧的药物就是彻底消灭敌人的有效武器。
在祛邪药物的选择上我们还是回到肿瘤的成因上去分析，治病求因，找出让肿瘤避退三舍的有力武器。前面说到肿瘤的形成是因为寒、痰、湿、淤，知道的病因，用药则有章有法。法从寒则热之、痰则化之、湿则除之、淤则化之，治则散寒除湿，化痰祛淤，积聚则可散之。
根据证候可选择附子、干姜、细辛、吴茱萸、半夏、南星、陈皮、白芥子、白术、茯苓、泽泻、豆蔻、桃仁、红花、五灵脂、瓦楞子、三菱、莪术、乳香、没药、穿破石……等等。还有根据历代经验总结出来的民间抗癌草药运用也尤为重要，比如藤梨根对子宫癌的作用，客家消瘤草、墓回头、紫杉根白花蛇草、水草、白毛藤、半边莲、重楼、石上鼠、厥头、断肠草(需特殊方法炮制)等等等对各型癌的应用，都在祛邪这一方法中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在临床中凡初中期选择中医治疗的各类癌症均能得到有效的治疗或治愈。而那些选择了手术及化疗后才现在中医的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扶正及排化疗遗留的后遗症，相当于纯中药调理需花费更多的心血，病人受得苦也越多，有些因化疗过度甚至回天乏力。而晚期转移的单纯中药调理很多都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对比手术、化疗中医有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花钱少、保持尊严的优势。